1916年,BOB·体育在国内首设社会学班,严复先生的弟子,1915年被聘至北大讲授中国法制史的康宝忠受邀讲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BOB·体育。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先生将社会科学研究所定为首批成立的研究机构之一。从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到研究机构,社会学在不同的教育与研究体系中成长,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学人涵化中外学术,钻研中国社会实情,重看、重写文明传统的抱负与努力。在20世纪前期社会学的学科化努力中,燕京大学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开创出独特的社会学燕京学派,影响中国社会学至深,也成为北大社会学最重要的学术渊源。

1918年,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社会调查》一文,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首倡实地社会调查的学风。以陶孟和、许仕廉、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试图通过调查和社区观察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促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第一波实地调查的高潮。

与社会调查相呼应,社区研究也在理论和实践中蓬勃展开。燕大社会学家吴文藻综合英美社会学的人文生态学和功能分析的传统,以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基础。这一方向,和社会调查,以及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成为早期社会学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方向。

蓬勃开展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为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提供了深入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开始接受社会学的熏陶。日后为北大社会学奠定学术根基的费孝通、瞿同祖、李安宅、林耀华、杨庆等诸先生,也正是在开风气之先的燕京大学培养了社会学的旨趣。

(一)社会学学科的创设

1919年燕京大学在北平成立时,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BOB·体育,步济时成为首任系主任,6名教师均为美国人。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BOB·体育之一。从1924年开始,燕大BOB·体育陆续聘任中国社会学家执教,许仕廉、李景汉等陆续在19241926年间进入燕大BOB·体育执教。20年代末,言心哲、杨开道、吴文藻等中国学者也陆续受聘燕京大学。

1926年,许仕廉成为燕大BOB·体育的系主任,并在次年创办《社会学界》年刊。此后,燕大社会学与其他较早建设社会学的中国大学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共识。1928年冬,孙本文、吴泽霖和吴景超等人在上海发起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许仕廉联合陶孟和、陈达等学者发起倡议,将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这一年的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孙本文当选为正理事,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社会学刊》作为中国社会学社刊继续发行。

(二)社会试验区与乡村建设

19287月,在上海的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兼授社会学的杨开道被他的中学同学许仕廉聘到燕大BOB·体育做副教授。同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下开始主持河北清河镇调查。燕京学派融合社会改良事业和社区研究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两年后,许仕廉和杨开道一起,将清河镇的社会调查扩大为社会学系主持清河试验区,试验区逐步纳入了清河镇周围的四十个村庄,农村小额贷款、妇女儿童工作等复兴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计划也逐渐在试验区中开展起来。燕大社会学人希望通过社会学的田野工作,为改造这样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城区做出实质的探索。许仕廉与杨开道、以及崭露头角的学生赵承信、黄迪等共同组织燕大师生在清河镇的调查。清河试验区的一系列改良和社区观察,最终成就了杨开道与许仕廉合著的《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是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中的第一个典范作品。

杨开道受聘燕大的那一年(1928年),比他早两年进入燕大社会学教书的李景汉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并应晏阳初之邀赴河北定县进行农村调查。成立于1923年的平教会由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晏阳初任干事长。1926 年秋在定县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的支持下,平教会将定县辟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华北实验区。在李景汉加入之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家冯锐和熟悉中国社会调查的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Gamble)一起,制定了《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在定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预调查。李景汉将他此前在北平获得的社会调查经验与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社区观察结合了起来,这让平教会的社会调查如虎添翼。尤为难得的是,学习统计分析出身的李景汉在定县的调查不但有精确的统计资料,而且充分吸收了中国的方志传统,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都留下了详细且生动的记录。

5年后,李景汉的著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尽管在此之前,李景汉已经出版了两部关于北平社会调查的著作(1925年和1929年),但他对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还是这本将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的大部头著作(828 页,17章,314 张表格,68 帧照片)。

从清河到定县,燕大社会学的思路刺激了各种社会试验区的产生和运作。而自许仕廉时代开始的社区研究,无疑呼应了梁漱溟、晏阳初在中国北方倡导的乡村建设的思路。杨开道1930年起即应梁漱溟之邀在暑期赴邹平讲学。此外,为谋求乡建派内部的声气联合,他于19337月参与筹备发起了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1936年,杨开道和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何廉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托,联络平教会、燕京、南开、清华、金陵四所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乡村建设协进会,推晏阳初为主席、梁耀祖为副主席,何廉为研究部主任,杨开道本人为实验区主任。实验区设于山东济宁,下设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至1937年秋,杨开道携燕大师生在济宁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

(三)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

始于20年代末的社区试验是燕京学派开出社区研究的第一步,而在下一个十年,社区研究的学术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导这一深刻变化的即是燕大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导师,吴文藻先生。吴文藻对社区研究有着强烈的建设意愿和鲜明的理论倾向,主张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这个说法的背后,是他对源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思路和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分析的中和。

1931年和1935年的秋天,时任燕大BOB·体育主任的吴文藻分别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教授(A.R. Radcliff-Brown)到燕京大学授课。吴文藻在《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将帕克的学术贡献总结为四点,一是促成了芝大BOB·体育的发展,二是形成了社会学上的主要概念:竞争、冲突、顺应与同化。三是开辟了都市社会学,以都市为文明发源之地。四是发挥了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

吴文藻在《社会学界》第九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中总结了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学术贡献,尤其重视其功能分析中所包含的类型比较的思路,即对同时段的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比较(横向研究),或是分析同一社区的内外的关系结构及正在发生的变迁(纵向的或连绵的研究)。二者构成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的方法基础。

吴文藻以功能分析涵化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转向促成了社区研究的学术转向,也奠定了此后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基调。而吴文藻及其众多学生正是沿着这样的风格开拓了早期中国的社会实地调查工作,如当时的硕士论文,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杨庆的《邹平市集之研究》,费孝通和王同惠所著的《花篮瑶》等。

在吴文藻的这一影响下,燕大BOB·体育于19397月在北京清华车站到清河镇大道上的村庄——平郊村开启了一项新的工作,平郊村社区试验。平郊村当时有住户约有六十家,人口男女共计约三百人。初时,教员与学生一同下乡。由于调查开始时为暑期,同学有充裕的时间下乡;每次下乡一般为一星期四至五次,每次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后,次数随之减少,但是部分同学为了搜集毕业论文的相关材料,每星期固定下乡一次,教员则每月下乡一次——既为联络村民,也为向学生提供调查的相关指导。到了寒假,本科四年级的同学则搬到乡间居住,夜以继日地与村民来往,以求对村民生活的进一步体验和了解。第一批四年级的同学毕业了,就由新上升的四年级同学继续工作。这些同学在三年级选修社会研究法课程的时候,就已经和前辈们一同到平郊村去和村民接触,待到四年级时便可独立拜访农家。

平郊村试验室设立的目的与清河镇试验区颇有不同。按照赵承信的看法,该试验室有这样三种目的。第一,是对方法的试验。燕大BOB·体育所要开展的对中国乡村的社区研究,分别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的影响。前者是对美国都市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集中于对原始部落社区的研究,而在中国所要研究的社区为乡村社区,因此,平郊村就成了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实验场。第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指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去学习社会学理论,使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社会学的理论并非空想所得,而是社会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中分析总结出来的。第三,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师生们对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多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不管对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燕大BOB·体育维系了近十年的清河镇试验区相关工作被迫中断,而吴文藻本人也在1938年离开了执教近十年的燕京大学,赴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的教授。在南迁之前,平郊村试验区可以说在低潮的岁月维系了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学脉。平郊村试验区的经营持续了两年多,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中断。虽然短暂,但平郊村试验区仍然催生了一批学术成果。

 

 

(四)社会调查的发达

在广义的社区研究之外,社会调查的兴起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另一大学术方向,它的发展同样与北大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曾在哥伦比亚攻读社会学的李景汉所著的《北平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次年,执掌燕大社会学的许仕廉聘李景汉为讲师,开设社会调查和统计的课程。

同样是在1926年,执教北大十余年的陶孟和离开北大,开始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社会调查部。从1926年到1929年,陶孟和与李景汉合作领导了多次社会调查,发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指导编撰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等调查报告。三年合约期满,社会调查部并没有因为和原本的赞助者(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分离而解散。在胡适的帮助下,陶孟和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代替调查部顾问委员会。从1929年开始,陶孟和领导下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调查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调查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等十类。北平调查所从1930年开始招收社会经济史方向的研究生,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先行者之一。

社会调查所最兴盛时有30多名研究人员,主持进行过北平工人及小学教员生计调查、北平手工业工人500家调查、平西农村100家调查、山东中兴煤矿工人979户调查、塘沽制碱工人50家生计调查、天津精盐厂工人147家生计调查,还与最早致力于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分析的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共同承担天津工人200家生计调查。作为社会调查事业的核心人物,陶孟和主持编写了诸如《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社会调查所每年定期出版12期)、《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发表了《社会问题》(1929)、《中国劳工生活程度》(1931)等著作。

1934年,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北平迁往南京的中研院社会科学所合并,新机构仍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称,陶孟和任所长1935这个以社会调查事业为己任的研究机构前往南京,抗战期间迁往四川,随后又返回南京,直到1952年返回北京。

社会调查作为早期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并没有局限在城市经济的领域,进入3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史论战等重要的思想与政治论争的开展,社会调查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农村和农业的领域,它培养经济史研究者的努力也收获了汤象龙、罗玉东、梁方仲等先生的出色研究,社会调查的学风因之和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更充分地结合起来。

(五)农村与农业调查

无论是社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都牢牢地指向了中国广大的农村。从20年代到抗战爆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吸引了大批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20世纪上半期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实地调查,有力地形塑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品格。在早期社会调查的扛鼎之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李景汉就分析了农村研究的核心的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李景汉通过数次调查,特别是1931年定县土地调查,将土地分配问题划分为三方面:田权所属(即土地所有权)、田产面积及耕田大小。李景汉发现,定县的土地问题,除人多地少外,尚呈极分散的状态。不足5亩的小田块占71%,大多数农家的田地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包括数块,甚至数十块大小不齐的田地。农民的住家多聚居于村落,而不是与所耕种的田地联在一起,因此生产效率极低。总之,尽管李景汉在调查中提出田地的所有和耕种的分配不均,但人口多而土地不足且分散,似乎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30年代农村调查的佼佼者,如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1930)与《中国土地利用》(1937),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等著作,突破了之前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局限,对调查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情形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村各方面的基本状况。

这个时期农村调查最为显著的成果,则是后来和北大社会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无-保调查)。无-保调查前后凡四次,时间跨度达70年,开创了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进行长时段追踪调查的先例。这一系列调查所积累的南、北两地数千农户的家庭经济数据,是中国现代经济史方面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热潮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它由中国学者发起,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首次无-保农村调查是由经济学家陈翰笙(1897—2004)发起并组织领导的。陈翰笙在1928年从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回到国内,在短暂执教北大历史系后,于1929年进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在随后的四年间,他先后在华东、华北和华南三个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完成了包括《中国的农村研究》(1931)、《亩的差异》(1930)、《华南农村危机研究》(1936)、《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在内的一系列著作。据陈翰笙晚年回忆,他发起无锡、清苑调查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论证当时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陈翰笙进行社会调查的基本入手点与分析架构,则在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基础结构

陈翰笙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据此来解释当时乡村社会的危机,这在他对公田问题的讨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中国最南端的公田制度,尤其是族田制度,只是加强了垄断者的地位。约有80%的广东农民按他们所属的宗族生活在一起,广东族田每年的租金高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如此巨大的租金收入加上其每年的利息,往往使广东的一省收入和国家收入的总和得以增加一倍。尽管族田的收入名义上是用于族内公益性事业,但是实际上作为祖产的公田已经化为私有了,为强大宗族的当权者所把持。从这一论证逻辑来看,陈翰笙是在用乡村社会中围绕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关系来理解其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对乡村社会危机的经济层面的归因。在陈翰笙的分析进路中,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这种单纯经济分化的方式来对乡村社会的不同农民阶层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呈现乡村社会的破败局面,刻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乡村破败的历史画面。

在陈翰笙的设计中,江南、河北和岭南3地是农村实地调查的核心区域。江南地区的调查地点就是陈翰笙的家乡江苏省无锡县,河北则将该省中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清苑县作为调查选点。岭南虽被列在了最初的选点方案之中,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延续下来。

19297-9月,陈翰笙牵头的农村调查首先在江苏无锡展开。调查团由45人组成,其中陈翰笙、王寅生负责领导,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的成员作为骨干。调查团还吸收了本县及邻近县籍的大、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参加。这次调查中,调查团首先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户农户做了挨户调查,随即又对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进行了调查。调查中使用由王寅生设计的调查表,其中《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用于农户经济调查;《江苏无锡分村经济调查表》用于村经济概况调查。

1930年夏初,调查团在完成无锡调查后随即北上,与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一起到河北省清苑县进行调查,调查持续到当年8月才告结束。在此次调查中,陈翰笙写作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对这次调查所用的方法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这种农户调查与村经济等概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后来历次无-保调查所沿用。

无锡、清苑调查中所收集到的各项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薛暮桥、姜君辰等7人负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又追溯了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在近20年来的演变。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大量统计分析,七人最后写成了研究报告,但报告未能公开发表。参与调查的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都使用过调查报告的一些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1935年,上一年才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入职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张培刚在清苑调查户的样本中抽选了3500户,在参加过清苑调查的韩德章陪同下,重新到原调查点进行了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基于调查所得,张培刚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这是用此次调查材料撰写的唯一一部学术专著。

20年代到抗战军兴,中国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逐步从社会改良的试验手段,汇入了服务中国社会和再造中国学术的时代洪流。两大社会研究的风气和北大社会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深植燕京社会学的血脉,共此理想的师生, 昂首直入艰苦卓绝的战时岁月,从华北辗转西南,将这个理想化入了更为成熟的社会学研究,传布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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